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显得乱哄哄的：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利坚陷入又一轮长时间、高强度的金融、经济危机，四年过去尚未见复苏，还发生了“占领运动”；发达国家联盟的最大经济体欧洲，债务危机缠身，危及到欧盟及欧元的前途，至今并未看到彻底解决之道；日本已经有了“失去的十年”，又一个十年中仍未见好转；发生在北非、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还在蔓延，已经至少四个国家政权更迭，依然硝烟滚滚，前景难测；俄罗斯虽已渡过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痛，正在普京领导下强势起来，但面临新的总统换届，局势显得不大平静；新兴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无一不在西方经济危机冲击下开始下滑，没人能说得准下一两步出现什么情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几十个国家，似乎也继续在那里纠结着，找不到跳出“陷阱”的良策——至于我们中国，经济腾飞，和平崛起正在实现。本来已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提升最好的时期，然而在外部遇到扼制，全球化态势下难于独善其身，又在内部面临历史上难有的复杂情势，思想颇为动荡，社会显得很不安——这个世界怎么了？
回顾冷战后的二十多年，我们似乎并没有发现弗朗西斯·福山总结的《历史的终结》，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为唯一胜利者的终结点。倒是见证了塞缪尔·亨延顿预见的《文明的冲突》。细想一下，各处发生的冲突，可能还大多都缘自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影响，以及支撑它们的“普世价值观”的推行。近来，我们又听到许多来自国外各界人士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世界需要第二个卡尔.马克思，这可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中国经历了百年被列强欺辱，不断抗争以探索复兴的坎坷行程；实践了创立人民共和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己工业化经济基础的曲折道路；又开启了改革开放，快速崛起的宏大事业，每一段都堪称艰难与辉煌，每一段都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走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感到有些迷茫，社会舆论和思想界的激烈状况就是具体表现。概括我们自己的经历，似乎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参与并力图控制的“民主共和”无法使中国摆脱贫苦与落后，还差点亡了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立住了，但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成了十年动乱，倒使我们共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效法西方的市场体制，经济快速崛起，人民也得到了实惠，但社会矛盾凸显，变得复杂异常。而自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经济、债务和社会危机，又让人们看到：西方的体制、理念、模式并不完全适合整个世界，特别是占世界人口85%以上的后发展国家。
面对国内外极为复杂严峻的形势，笔者认为，今后一、二十年，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不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被动应对，而需要高层建瓴地“另辟蹊径”，从长远战略和策略上创立一套新的思路，以达到纲举目张的功效。笔者建议，我们可以从重新确立社会发展目标入手，去带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工作。那么，我们中国应当确立怎样的社会发展目标，选择怎样的实现路径，才能凝聚社会、团结人民、以更好地前行呢？综合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笔者认为：建设一个“幸福小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应该是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追求目标。如果我们通过系统有效地推动这一方略，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引导世界都逐渐认同，并且都来促进实现“幸福小康”，那么，这个地球才能真正做到均衡，和平与可持续。
二、参照系需要调整了
目前，现实世界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治理，还是道德理念，思想意识，抑或国际秩序，舆论话语权等等，都是如此。但是，站在全球角度，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西方为主流的格局短时间还难以根本扭转：另一方面，西方体系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它们自身也已经到了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明显反映出，西方那一整套东西并不能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广大第三世界的确无法复制西方的模式。
然而，目前讲发展，讲实现现代化，依然是西方社会参照系。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还是以西方国家为蓝本。这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矛盾，即60多亿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发展的参照目标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所参照的发展道路也是无法走通的。但不让后国家去发展，而维持现有不到10亿人在发达国家，60亿人在不发达国家，而且还由不到10亿人在主导世界的格局，这又是不合理和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是我们中国），需要实事求是地重新确立发展目标，重新探索实现新目标的道路和模式。而且，这一历史性课题其实也摆在了发达国家面前。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发展需要调整参照系了。
调整参照系，一个重要的维度应该是重新确立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以及他们的福祉，即追求真正可实现的社会公平。西方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资本，过去，资本的扩张带出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帮助西方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同时也“压”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独立了，还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资本的扩张在经济全球化的助力下，造成了国际上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形成富者更富，广大民众却不能公平享受社会财富的局面；这种状况还传播到新兴经济体，使它们的发展道路上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西方学者把美国发生的“占领运动”定性为中产阶级危机和社会危机。如果像西方国家中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都发生了危机，那这个制度还能成为“历史的终结”而不被调整和变革吗？由此看来，卡尔·马克思对资本的剖析，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并没有过时。单向度地过度依赖资本，不仅影响社会公平，也会造成经济虚拟化、金融化，还会引发高福利，进而造成债务危机和不可持续。所以，现在是需要重新强调劳动——这一资本相对应、相对立的基本要素的时候了，因为劳动包含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任何社会制度下，如果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多数民众的利益不能被重视，不能得到相对均衡的保障时，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
强调重视劳动这一要素的出发点，是考虑大多数人民的福祉。那么，体现在所有制的形态上，就应该探索更多适合这种需要的形式。不是国有，就是私有，还是显得不够丰富，需要一种“中间”形式的制度安排，如公共所有制。这里的“公”体现政府，也代表全民；这里的“共”体现社会和具体民众。笔者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事业单位可以朝着公共所有制的方向改进。企业中，除上市公司已经是公众公司外，许多也可以探索公共所有制。英国的大学设有明确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而基本都是公共所有制，他们的教育也办得很好。其实，国外(包括发达国家)也都有一些探索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功课。值得我们研究。
调整参照系，另一个重要维度是重新认识生产力。自西方国家发生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个世纪，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水平。而与此同时产生的，是地球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请看一下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四十年前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著名对话，他说：“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人类会自我灭亡的程度，这个情况似已确定无疑，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婪，而继续使用的这种力量，必将自取灭亡。”又说：“科学不断发达。就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就是科学会被善用还是恶用？科学所造成的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现今的地球上，资源被超量消耗，大气层被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污染严重，连人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都不安全——所有这些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与人们的贪婪有没有关系？与过度工业化有没有关系？现在的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的地球资源，而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那么，这种生产力发展可以永无限制地搞下去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讲话中提到：如果中国到达美国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需要两个地球。这里虽暗含着扼制中国发展的寓意，但也反映出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地球上没有那么多资源（包括能缘、矿产、土地、水源等等）能够支撑全球70亿人口（本世纪末可达100亿），去实现西方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么，站在全球和全人类角度，难道不该重新认识和调整关于生产力的概念、内容、标准及运作方式，以求得人类能够长久平衡生存吗？
发展生产力，确实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然而它不仅仅包括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仍然只是围绕着物质生产领域打转转。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和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大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人文领域，却显得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发展迟滞，甚至有的方面还出现偏差和混乱，这可能也是我们出现片面强调GDP增长的一个原因吧。我们的科学院士、工程院士就没有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其实后者也有对社会、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专家。美国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但他们却不是出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不仅能出思想理论，能指引制度建设，甚至“顶层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能教育团结人民和凝聚社会力量，也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一个贫困潦倒的英国老太太，突发奇想地搞出了一个“哈利·波特”系列，就产出了30多亿欧元的产值。一个足球运动曾经是意大利GDP中排第七位的产业，更不要说好莱坞了。我们今后的发展，需要更多新兴的“软”性产品，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是时候进一步提升为“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了。
调整参照系，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道德体系。人的本性毕竟是由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个层面组成的，如果仅仅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岂不是把人类也降低为与动植物一样的一般生物体了吗？岂不是要让人类社会也只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吗？而建立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人类道德体系，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屏弃集体主义，不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考虑子子孙孙今后的福祉，就真是正确的，就真的符合人是社会性存在，是具有思想精神之高级生物的本性吗？当今西方国家流行并强推的价值观，仍然被当作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人类道德体系，自然也是西方高高在上，俯瞰并掌控世界的体系。是不平等、不平衡的体系。它真的能适应全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多样性和各民族发展多元化的需求吗？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仁义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不也是符合人性，极具价值的人类道德吗？所以，现今也到了重新构建真正符合全人类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的时刻了，至少要有利于建立平等、和谐、多元发展的全球环境。
如果西方是世界格局与发展的主导力量，那么他们首先需要反思和引领道德体系的重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有正确认知，也有足够自信的话，那么我们就该勇敢地面对这一历史课题，参与到这一深远影响的事业中。
调整参照系，再一个重要维度是国际环境，即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共和国建立的第一个30年，是在被西方禁运、封锁、制裁下，不得不走一条自力更生，自我积累的道路；第二个30年是通过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所斩获，有所发展的话，那么，第三个30年将是我们真正融入世界，与世界一道探求共同发展道路的30年。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谁也不能离开对方的结构了，且不要说整个世界面临着共同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抛开国际的环境，单独考虑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方式，已经是行不通了。现在是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具有国际视野的阶段了，而且不仅是利用国际条件，也必须考虑共赢共进。
但是现在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你想离开就离开的得了，你想融入就能融入得进，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基辛格博士所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当今，这三个“要命”的东西仍然掌握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手里，这就意味着，围绕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将是复杂尖锐的。必须有长期的战略安排，必须有纵横捭阖的方略计划，有时还需要以退为进的策略配合。这就需要一大批专门研究战略的智库和方方面面的专门人才。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若干个像“兰德公司”那类的机构。
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首先是我们中国，需要在总结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认清业已出现和存在的各种制度的利弊得失，站在更高和更广的视野上，也就是站在一个新的坐标系下，而不是完全以西方现有模式为参照，去进一步探索和重新构建适合人类持续均衡发展的目标与方式。几千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的确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截止到目前，也的确没有找到一种完全适合全人类共同、均衡与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终极道路。而且，目前的国际情势反映出，现在的确到了一个需要大变革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能抓住这个历史的机会，脚踏实地，高瞻远瞩，继承人类好的积淀，大胆探索新的道路，不仅团结带领中国人实现“中国式”的美好生活，进而还能逐步影响和引领后发国家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们将真正体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三、合理又现实的选择
建设“幸福小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包括物质与精神两大方面。这里说的“小康”不是指小富即安，而是相对富裕，不是指一部分人，而是指绝大多数人。中国已经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标，这显然是合理的，但支撑它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生产能力，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水准，却需要动态滚动，不断摸索调整。笔者以为，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GDP8,000—10,000美元，或者说达到世界人均GDP的水平，就可以说有实在的基础了。我们不一定非要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一定非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追求那样的标准，且不说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国际义务，承受什么样的国际压力，仅就环境和资源两项基本条件而言，能实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吗？我国现在人均GDP是4000多美元，美国是4万多美元。要达到美国现有水平，我国的GDP将几乎是现有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这种目标有现实可能性吗？从全球70多亿人口出发，我们这五分之一的人带个更合理的头，不是很好吗？
这里说的“幸福”，首先是指广大民众的精神感受，让人们觉得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可以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能够得到接受教育、安全健康、多彩生活、生老病死等多种社会保障，因而有尊严感和集体满足感。而不在于个人、家庭或团体拥有多少巨额财富，过得怎样“高端奢华”，耀武扬威。尽管有关幸福指数的多种内容和标准并不完全会带来幸福的感觉，而且即使从指标上达标了，一些人也不会自然地觉得幸福，但那些内容和标准的确实现了，就一定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此外，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攀比习惯，但是如果总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与百万富翁或金领人士比，那么他就总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所以，应该提倡人们的社会心理要结合社会现实，把个人与民族整体融合起来，这应该成为全社会共识。
皮尤国际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民众幸福感的国际调查，被调查到的几十个国家中，民众幸福感排在第一位的是不丹王国，是那个并不十分开放，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以农牧业为主的小国，而不是发达国家中的某一个。是一个王国，而不是实行“普世价值”的“民主国家”。这个现象值得更多的人们思考。在我们国家的类似调查中，感到幸福的人群也不是身价百万、亿万的富豪，而大多数是收入并不很高的一般民众。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至少说明，物质财富并不是构成幸福最主要的因素，它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充分条件。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也一定要兼顾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这才是硬道理。
这个硬道理的实施离不开现实条件与社会环境的支撑。什么样的制度、体制更有利于体现这个硬道理呢？可以说，人类经过反复探索，至今尚未有最终定论，但最基本的诉求还是清楚的。比如说要有物质基础，要有社会公正，要有秩序规范，要有个人权益，要有文化享受，要有家庭美满，要有自由空间等等。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来看，要实现上述任何一条都充满着矛盾，而各种诉求之间也包含着许多矛盾。比如，要有物质基础，就有生产力发展方式的问题。从现实经历中观察，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效率高，但后者又难以实现更好的社会公平，其中的确存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和不断再选择；又比如，要有社会公正，就有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地协调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民主可能不最好的，专制也并非最坏，其中的确存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公平标准，以及同样存在的公平与效率平衡；还比如，规范秩序与个人权益、自由空间本身就存在如何兼顾的矛盾。看起来，个人主义不是完全不合理，但集体主义和利他精神同样是社会所必须，单纯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完全理性与可持续；再比如，文化享受和家庭美满是人们追求幸福所必有的内容，但它与社会发展程度与物质基础相关联，又与公民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道德体系直接相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显然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但社会中百分之三、四十的孩子是非婚生或单亲家庭成员，那么，无论他们哪一代人会幸福吗？我们不知道同性恋婚姻是否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空间的选项，但我们的确知道，人类繁衍不能依靠同性之爱为继。凡此等等都说明，人类社会需要不断地选择、调整与变革，以制造更科学合理，更能满足其最基本需求的社会环境，也就是更好的社会制度与体制。
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那种建立在完全公有制基础上，一律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可行的，也曾经是成功的。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僵化、教条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未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积累，未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又要与西方竞争军事优势，最终被拖垮了。苏联的教训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而是缺乏不断的调整、修正与变革，失去了活力，没有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多方面的需求，从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世界潮流，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它不断地修正、变革，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汲取营养。从早期的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到大萧条后的凯恩斯，再到现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企业所有制形态、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社会发展模式等等方面，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完全建立在资本利益为核心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暴露出它存在根本性的弊端，已不只是会有周期性危机，而是存在结构性缺陷；已不只是经济运行出了毛病，而是也反映出其基本制度理念的不适应；已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而是需要做大的手术。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过去能够造就出西方发达国家，但它的确无法使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发达起来，否则，怎么解释世界上有各种各类上百种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验？又怎么解释几乎所有国家都提出要进行社会改革（包括资本主义成熟发达的西方国家）？
所以，历史没有终结，全人类需要创新，而最好的创新应该是综合，是探索能够涵盖人们多种合理诉求、具有最大公约数的那样一种制度——既要发展生产力，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又不能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既要推动经济，又要搞好社会建设，使人们平等享有机会，和谐生活；既要衣食无忧，又要文化享受，满足精神需求；既要有较高效率，又要有普遍公正，不仅保障多数人权宜，还要保护社会的创造力；既要有个人心情舒畅，又要有统一意志，增强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既要有自由和个人利益，又要有纪律和秩序，使人们在统一的道德体系与社会共富的框架内，合而不同；等等……笔者认为，幸福小康是的社会主义社会，最接近上述理想，也最容易践行。
四、幸福小康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基本原则是不容违背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其本质也是人道主义的。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而是加强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为争取实现幸福小康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建设一个幸福小康社会主义。这个论断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人类发展方向和实际环境条件的，它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就人类现有的认知水平，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杜撰，一定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残酷，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和不人道而激发出来的。我们这里不论述在那种历史环境下，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笔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仍然是有深刻道理和深远意义的。把这个论断拿到现今世界，是不是可以提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够解决全人类的问题，那么它必将被别的什么所代替。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也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她犯过一些错误，但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念没有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错，她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坚持改革开放没有错。那么，现阶段提倡幸福小康社会主义，完全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也完全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整体利益，定然也不会有错的。
2.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古老大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并延续至今，始终贯穿着世俗主义（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也体现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民心大可见”，“民为贵”，“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仁者爱人”，“和谐思想”，“内圣而外王”的理念等等，都体现着对“民”的重视。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也是历代人民所认同和向往的。当我们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提取传统文化中的精要内容，结合当前社会实际，继承优良部分并将之发扬光大，就不仅能体会它的伟大生命力和深厚社会意义，而且能形成对当今和今后具有指导作用的精神财富。随着中国崛起，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一定会对世界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们还想说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共产党人的信仰，并不相悖。只要不把它们当作教条，刻板地去理解，而是用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地加以运用，那么，它们都会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价值。从西学东渐的过程看，马克思主义不仅带来了我国的巨大社会变革，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道路”的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共和国六十多年的经历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绩，已经很说明问题。总不能把如此巨大的变化。说成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与一系列方针、路线、政策和应对措施无关吧？总不能把当今仍然存在的问题和乱象，说成是社会的倒退吧？相反，应该说，这些问题和乱象的存在，恰恰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精神丢弃的太多，对西方文化盲目崇信而消化不良的结果，也是对共产党文化坚持不够、不力的结果。所以，提出幸福小康社会主义，正是一种纠偏修正，是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科学体系的构建。
幸福小康的社会需要着眼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既要有意愿、能力去帮助弱势群体，又要保持一定的竞争态势，鼓励创造力，使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那就必须，一方面利用好市场经济的规律，并针对其自有的结构性问题，探索兴利除弊的新方式；另一方面，要保护和发扬利他精神，集体主义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过度强调个人利益，过度鼓励个人主义，自我实现，会破坏整个社会机体的健康，恶化整体社会的良好秩序。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会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我们的国家确实没有跨越几百年的公民社会的积淀，也没有跨越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的调节功能，但我们确有集体主义 、现实主义的社会基础，有多元开放、包容共享的历史传统。我们根本无法做到重新“启蒙”，从根上彻底改造整个民族，但我们可以学习并借鉴人类社会发展中一切好的东西，建设一个能体现人类进步的新模式。中国式的，有规划、有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初步成功的探索。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泰王国，一个佛教兴盛，社会平和的东方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后，又遭到西方两次金融危机阻击，结果被红衫军、黄衫军闹得不可开交。据说红衫军代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的利益，黄衫军代表城市中产阶级利益，那样争斗的结果谁能得利呢？搞得不好，恐怕是两败俱伤，国家受创。这里面有深刻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思。
3.由于中国地大人多，自然秉赋条件特殊，四分之三是山地、高原、沙漠和丘陵，要用不足20亿亩土地来养活13亿以上的人口，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完全采用西方那种模式，来维持自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试想，我们能够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组织到城镇生活吗？我们能够在山区、丘陵地带，完全去除“小农经济”，而一律采用现代农业大生产方式吗？笔者表示怀疑。看起来，无论是农业现代化，还是城市化，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特点，走一条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而广大农业地区乃至全体国民，其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也只能有自己的标准和模式。在这种实际国情条件下，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不平衡状况，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就需要充分发挥作用。除了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二、三次分配的调节，特别是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必不可少。而且，对其力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又不能搞出个高福利，使得社会生产效率降低，政府财政“寅吃卯粮”而不可持续，就像希腊等国目前那种情况。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生活水准和方式，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些？显然，只有幸福小康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能适应这样的需要。
由中国推及全世界，这个地球上70亿人口中，有85%的人生活在不发达国家，处于贫困状况的超过10亿人，不少地方的人们还在挨饿。据统计，不计算中国减贫的数量，全世界贫困人口还在上升，只有包括中国在内，联合国的千年减贫计划才表现得有所成效。所以，联合国有关人士称：中国对世界的减贫计划贡献最大。前些年有国际机构宣称，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开支，能够养活1000个贫困的非洲人。那么，是让这1000个非洲人赶上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现实呢，还是让美国和西方人节俭一些，去提升非洲人的生活水平现实呢？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争取过“幸福小康”式的生活现实，还是追赶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现实呢？
4.争取“幸福小康”的目标与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目标有很大不同，因此，所采用的方式、制度，也应该有所不同。
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国际环境也变得更为复杂，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我实行接触加扼制的策略，导致接触不断深化，扼制也不断强化，这不以我国的意志为转移。可以预见，今后很长的时间内，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一定会大大增强。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关起门来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高枕无忧。由此，国家的安全稳定就成为实现前进目标的前提，也是实现“幸福小康”的前提，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当我们摆脱了陷入所谓政权合法性的漩涡，国家安全稳定有了体制保障时，我们才可以从容改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一个更加合理科学的制度。
西方舆论总攻击我国是“威权主义”，这仍是以西方模式为本体立场的产物。问题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复杂大一统国家，怎样才能保持稳定统一，怎样才能凝聚多数人意志，团结多数人力量，形成相对一致的政治意愿，以确保国家、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呢？显然，一个弱势的政府，无法有效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无法有效调节地域和人群间的巨大差异，无法有效调控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无法达成一个稳定前进的政治格局，更无法从长远规划、统筹各个方面，应对多重挑战，当然也就难以保障多数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不要说有效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了，这一点我们再世界各地见得多了。
从实际效果来看，我国实行的体制至少保证了截止到目前的“中兴”。中国快速崛起的实践，证明了现行体制优越性的一面，而对于我们实现“幸福小康”的目标，这种体制更是利大于弊。至于现体制中的弊端，则需要不断探索改良，而不是去颠覆，去推倒重来。引进西式民主，首先会造成体制的不稳，没有国家的安全稳定，其实什么大事也做不成。如果把西式民主当作终极目标，则更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其结果不会对我国及其人民有利。那么，对谁有利呢？完全可以想象。所以，仅有“善良的愿望”是绝对不够的。列宁说过，“善良的愿望往往是通向地狱的道路”。这句话值得人们思考。最近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美国大型企业研究会针对70名CEO展开了一项调查。当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这些CEO把自己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中央银行，而“中国共产党”竟出乎意料地排在第三位，大大高于美国总统和国会。由此，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呢？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基本共识：即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有利于建设“幸福小康”，就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别人认为什么制度好，就朝别人设计的方向去做。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进一步地改革，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么，改革的目的，除了加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之外，应当是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她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进一步发挥党内民主，改进决策程序，也包括改进干部选拔制度（即“吏制”）和对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即全社会的“幸福小康”必须依赖于国家制度的保障，必须依靠执政党的清明理政。如果8000万党员的主观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而他们又善于联系广大民众，那么，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这个成功法宝，就会在新时期发挥巨大作用，而这也会成为全民构建“幸福小康”的内容和动力。
实现“幸福小康”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其中不能不涉及治理腐败的问题。腐败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破坏着所有民众的幸福感，群众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腐败现象。但是，腐败问题的产生，关键在于权力的运行和拜金主义的流行，在于权钱交易的黑洞，而不在权力本身，因为没有权力的社会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大力提倡全民共建“幸福小康”，提倡共同富裕和集体幸福感，就会从社会道德层面产生摒弃拜金主义的功效。同时，铲除腐败不能只有道德审判和严肃办案，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一方面，我们的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另一方面，我国反腐败的治理力度也是发展中国家里少有的。如果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面，特别是进一步发挥党内民主，改进决策程序，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以及“吏制”的改善方面能有突破而获实质性进展，相信腐败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有效扼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即从国家前途、民族复兴的大局看，是发展和繁荣最重要，还是反腐最重要？腐败的确可以抑制发展和破坏繁荣，但反腐败不一定能代替发展，制造繁荣。反腐败是发展与繁荣必有的题中之意，反腐败的成效也应该在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去实现。对这些要件的辩证关系，是不是也应该有个理性的认识？笔者知道，这种议论会遭到“板砖”，但客观冷静的理解是不是也必要呢？因为它真的关系到大局，也关系到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的问题。
总之，把中国摆在全球大格局中，从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演变的实际里，去进行观察与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提出“幸福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乃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战略性选择。如果我们高举这样的旗帜，应该能够凝聚大多数国人的意志，共同去争取一个美好的、可持续的未来。在这样的旗帜下，可以化解现存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既可继往，又可以开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我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就会大为提升，就会在道德制高点和人心向背上争取到很大的话语权。而所有这些方面，也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有内容。当然，“幸福小康”不是一个口号，它应该是一项大的系统的战略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认认真真地研究、设计、规划。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加到这项系统工程中来，成为民族复兴的思想者、设计者、创造者、践行者，唯此，中华民族幸甚，中国幸甚，中国人民幸甚，这个世界也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