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其意是说人活到50岁的时候就应该对自然界的规律有所认识并能通晓人间世故。可我总是感觉自己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相差很大。40岁应该是不惑之年，我就是在那年离开原工作单位——一个可以称得上中央智囊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去追求独立自由的空间，也想走出围城去呼吸一下城外的新鲜空气，这一受动机所支配的行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能说明我已经不再困惑了。天命之年在内心深处还存有许多血色浪漫或常人所说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仍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充满着好奇，总感觉有太多的解释等着我去想，也等着我去做，人生就像一盘沙拉，五花十色而你却不知先吃哪一口。也许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人生的密码，这一密码独特而神奇，它规定着人生每一阶段的内容、情感、情趣、得失、取舍和归宿，而人却又无法去认识它。如果你试想去解开它，那么这时一切的烦恼、忧伤、困惑和死亡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人类胆怯而又心灰意冷，找不到亚当苹果（作者注：力量的象征）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世上总有一些不能安分守己的人，尽管他们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却坚定地去寻找给人类以力量的钥匙，以图解开人生密码。他们从迈步启程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们仍然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也在探索的过程中实现突破和价值，这些人叫智者。智者永远没有结果，他们的身后所能留下的只是太多的脚印和太多的解释。一个解释胜过一百个描述，我从小就听到太多太多的描述，总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释，所以就只能靠自己去需找解释。27年前当我踏上了这一不归之路时，命中也就注定了对于我根本不会存在“不惑”和“天命”之年了，这也许就是我的人生密码。
50岁时总算完成了三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做中国一流学者的解释，这一解释在通过27年的过程之后完成了。
第二个解释是对儿女的解释，我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儿子，我给他取名“原”，其意是好马在草原上才能驰骋，暗示好男儿志在四方。儿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即将大学毕业，他的志向是做一名出色的军人，所以他报考了军校。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出80后的显著优点，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有正义感的男儿，今年他还参加建国60周年大阅兵，听说还是方队的基准兵，这将成为他人生的最大荣耀，也是我的幸事。小的是女儿，今年8岁，天性活泼可爱，非常聪明，长的像我妻子一样漂亮，我给她取名“滢”，有两层含义：一是做为女孩要像水一样的晶莹剔透，一尘不染；其二是女儿要活得好，就必须有喝“氵”、有食“艹”、有房子住“冖”、还要有钱“玉”。“滢”表达我对女儿的寄托和期望。
第三个解释是做职业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我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时代给我身边许多的人都提供过发展的良机，他们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有的留洋、有的早已成为大名鼎鼎的专家或学者。唯独对我总是在躲避，更确切地说就是在捉弄我，时而向我招手、时而无影无踪，总是和我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在中国集体主义时代时，那个年代强调的是人的普遍性和集体主义意识，而那个年代的名人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金训华等都带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他们的思想认识和个人觉悟都是他人所不具备的，所以我怎么向他们学习都学不到他们那种程度，自然也不会成为什么名人。个性化时代到来时，我又开始通过勤奋学习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先是去北京大学投师梁漱溟老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教育；再后来就是通过接二连三的高等教育，系统深入地学到了经济学、西方哲学史、逻辑学、心理学、文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风格。可是在个性化时代，成功之路并不是通过个性或特殊性来取得的，社会成功人士、明星、大腕和在学术界被称为“少爷”的这些人哪一位不是通过集体资源、公共媒介和公共关系来获取社会名望的呢？蛮以为个性化的时代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靠个人能力去施展才华的舞台，可我的想法又一次落空了。现实真是像一个檫上胭脂的丑女人，表面看上去光彩照人，里面却是丑陋无比，由此才引出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句。时代也并不完全是一点空隙都不留给我，除名利之外，它给我留下最多的就是让我去思考，让我去解释，让我成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职业经济学家，这一只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才有的专业名词怎么会如此轻松地落在我的身上？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没有人即使有人也没有条件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在几年前虽然具备了条件但由于自己感觉这一名词太重担心肩负不起，今天在本书完成之后我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负重的条件和能力，所以自信而又坚定地将它承接下来。以前女儿总是用打探的口吻问我：“爸爸您在做什么？”、“爸爸您是教授吗？”、“爸爸您有工作单位吗？”等等，那时每逢此刻，我都会用一两句话搪塞一下，今后我就会郑重地对儿女说：“爸爸是职业经济学家！”
职业经济学家不是一个时尚的名词，也不标志人的身份和地位，它只是人的一种谋生手段，就像学历不代表人的身份和地位只是人的谋生手段一样。作为人获取必要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职业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以探求社会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同时对其进行理性批判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团队和个人。
目前中国舆论对学术界争议最大的恐怕就是“经济学家”这一概念。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家；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太多太滥“是人都能称家”；更有海外学者对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不留情面的批判。种种现象与分歧都来自于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对“经济学家”的概念认识模糊甚至于没有认识。他们往往将经济学家看成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象征，因此就会用学历、专业知识、工作单位、思想体系、学科建树、社会贡献率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其价值；也有人用能否成为该领域中学术带头人的标准来衡量，即提出“你是专家吗？”的疑问；另有人则用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理性批判精神的尺子为其量身，所有这些衡量的标准都没有把经济学家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也就不可能站得住脚。
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专家都经历过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也是从神坛到人坛的过程，经济学家也不例外。现在流行一种现象就是学术大家的自嘲，哲学家说哲学不是科学只是思考、文学家将其作品看成是偶然的灵感、艺术家说艺术完全无规律可寻、历史学家把历史称做可任人涂抹的雪花膏、科学家则最认同科学的局限性等等，种种学术大家的自嘲现象通常被媒体夸张为那是大师们的一种风范，是一种敢于否定自我的精神和一种谦虚幽默的态度，实际上这的确是大师们的真心话。越是学术大家就越容易透过事物表面的偶然性去揭示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性，对事物内在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越清楚就越容易将神秘化转变成世俗化、将复杂化转变为简单化、将权威性转变成平民性，也就越容易走下神坛成为现实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所以越是大师就越懂得“平易近人”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学术大师们最清楚真理和谬误、科学和迷信的距离只相差一张玻璃薄纸，他们在搜索科学的同时也曾使用过迷信的工具、他们在发现真理的同时也在创造谬论，就像计算机专家在编写可供人们使用程序的同时也制造出病毒、生物学家在发明能够延长人寿命的抗体同时也研制出足以使人丧命的细菌、经济学家在制定国民经济总量发展的同时也使其通货膨胀达到峰值一样，他们永远也做不到“神”那样只做正确的事情而不做错误的事情，他们的良知也由此开始时刻提醒自己一切偶像化的东西都是他们前进中的最大障碍，于是他们通过自嘲来告诉世人所有的创造都来自于平凡。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把国家领袖和普通百姓同眼看待，中国的文明程度将是欧洲和美国的100倍；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不再把经济学家神秘化并使其走下神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提高10个百分点。
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吗？回答：有。中国经济学家太多吗？回答：太少，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总体要求、和中国30年来雨后春笋般成长出来的企业家群体相比，结论只会如此。中国经济学家有理性批判精神吗？回答：有的，不是全有，这必须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媒体习惯将中国经济学家分成四大流派，即国策派、学院派、社会人文派和社会批判派，这种分法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容易造成人们对经济学界在认识上的偏差，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更不利于社会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关注、关心、关爱与支持。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官僚经济学家。官僚在此不作为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的概念。“官”指的是官吏、官员，“僚”指的是幕僚、智囊。顾名思义官僚经济学家就是指服务于国家政权体制的经济官员和幕僚，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或“僚”，第二身份才是学者。这类经济学家包括在政府部门中担任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也包括隶属于政府部门或具有相关职能的各种事业性研究机构中的幕僚。他们通常以动态经济为其研究对象，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现状、特征、成因、趋势或方向，形成基本判断，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官僚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原理应服从于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们往往忽左忽右忽张忽弛，表现为极大的思维弹性。例如，美国在右翼总统执政时期就会出现一大批右翼经济学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而在左翼总统执政时期同样会产生另一批左翼经济学家为其服务。经济规律只是作为维护政权的一种重要工具，理性批判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中。
第二种类型是买办经济学家。买办也是中性词。在中国近代史上将中外商业、贸易往来中的居间人称为买办，所以买办、协办、帮办和中介都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买办经济学家是指通过经济学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并获取利润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公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母体。这类经济学家包括在跨国公司以及大型企业中服务的CEO或经济顾问、各种金融服务机构（银行、保险、证劵）中的专家以及形形色色咨询服务机构中的咨询师。买办经济学家的服务范围较广，实践经验丰富且社会贡献率也较高，知识结构尽管狭窄但十分专业，他们研究对象的诉求点和利益直接挂钩，因此也就表现出较强的功利特征，只要不在利益上发生冲突就不会对社会经济进行理性批判，如果他们从政府或企业那里得不到实惠的话，也会“骂”上几句政府和企业，这纯属于非理性的批评，谈不上建设性的理性批判。
第三种类型是经院经济学家。主要指高等学府中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经济学者和专家教授。他们以静态和动态经济相结合为研究对象，更侧重静态经济规律的纵向研究，他们主要服务于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和各类接受专业训练的学生，理论水平多强于实践活动。理论上讲经院经济学家并不需要创新，能够把前人遗留下来的经济学成果梳理清楚讲得明白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受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思维模式的影响，加之经院经济学家多数具有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所以也就表现出较强的理性批判和忧患意识，“离经不叛道”就是对他们特征的概括，由此社会对经院经济学家的认同感是最强烈的，并将他们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
第四种类型就是职业经济学家。职业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以探求社会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同时对其进行理性批判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团体和个人。职业经济学家的与上述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不依赖某一具体的生产关系，不迷信权威也不受功名利禄的影响和制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对其特征的真实写照。欧美国家经济学大师多半出自于职业经济学家。职业经济学家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为谁服务或其研究成果被谁所借用，而在于他们的思想和建树能否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他们善于将话题转变成问题，把问题提升为危机意识，并通过经济学工具透析危机的成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且还具有独立的人格、相对自由的空间和理性批判精神，同时也是最贴近社会实践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由于受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体制及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职业经济学家少之又少，其核心问题是脱离了原有的生产关系，经济学家们靠什么吃饭？！
“靠什么吃饭”“一种谋生手段”这才是对中国经济学家最客观的解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家最人性化的定义。上述的四条谋生的道路，我已亲历过三条，现在正站在第四条道路的起点上，准备去经历新的过程、留下新的脚印和新的解释。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脱胎换骨，自然有许多的感概。
职业经济学家是有使命感的。使命是人对其行为后果的一种责任，帮助他人和损害他人都是人的行为，但后果和责任却不同，这说明使命是有道德底线的。我出身于军人家庭，是属于在大院环境中成长的那种孩子，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慈爱在我幼小时心灵深处就留下了依恋家庭和赋有家庭责任的烙印，我从没做过像其他孩子那样由于淘气受到家长惩罚时离家出走的事情，因为我家里有慈祥善良的母亲，在她炽热的怀中我总能得到安慰；我也从不会对邪恶势力和困难低头，因为我家里有坚强自信的父亲，他那威严的目光顿时给我力量。传统中国家庭式的教育使我懂得只有大“严”才会出大义和大仁、只有大“慈”才会出理解和宽容的道理。这个家庭培养出我义勇顽强的品质和自信宽容的性格。从小我就不喜欢“叛徒”这个字眼，在少时游戏中从不扮演这一角色，现在对“叛徒”有了更深刻地解释就是指没有信仰的人、缺乏自信的人和不守诚信的人，“背信弃义”作为“叛徒”的形容词再贴切不过了。我主张做人要讲诚信、要守信用、说到就要做到，做到就要负责的入世态度，也喜欢和这类人打交道和共事。我也知道过于强调理解和宽容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但对他人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就是叛徒，也是我一生也不会做的事情。我可以成为买办，过上那种有钱有闲的生活，可是当听到朋友们对我说：“志刚，你不应该只属于某一企业，而应该属于所有企业”的一番话后，我毅然决然地离开那家公司；我仍可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某所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教授或研究员，过着挑李满天下的望族日子，可是当朋友们劝我说：“志刚，你属于国家，你的贡献在整个社会”时，我这一闪现的念头又在责任的驱动下变得云消雾散了。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如此选择对未来生活的定位？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走上“身无分文偏忧天下，不在其位偏谋其政”的职业经济学家的生涯？答案就是三个字“使命感”，没有使命感永远也不会成为职业经济学家。
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艰辛与坎坷并不是职业经济学家所选择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但是它们的确伴随着职业经济学家的一生，成为其生活规律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人生有得必有失，这是一切生物进化中最本质的规律。生物进化理论指出，一只白色的猫，在它身体的某一部位一定会有其它颜色的毛，如果这只猫是纯白色一根杂毛也没有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残疾的，不是瞎猫就是哑猫或聋猫。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人类一个道理：完美的既是残缺的，而残缺的才真正是完美的，一切的好事不会同时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一切的坏事也不会让一个人独自去承担。有好就有坏、有喜就有悲、有得就有失才是完美人生的法则。既然我选择了职业经济学家的道路，自然也就无法回避艰辛这一现实了。为什么中国职业经济学家会与艰辛相伴呢？为什么艰辛与坎坷总是伴随着职业经济学家的一生成为其生活规律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呢？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界属于弱势群体。一切社会优质资源向强势倾斜早已成为不说自明的规则，然而大海里大鱼要生存小虾也要生存，小虾和大鱼相比其生存条件和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道理一样，中国职业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经济学界这一大海中的小虾，他要生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以应付迅速发展变化的环境；其二就是必须通过持续的创新行为使其健康成长；其三就是认认真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情以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是属于那种站在经济学前沿又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学者，不与媒体打交道不等于蔑视媒体的价值，只是担心媒体会给我带来过多的社会活动，而过多的社会活动势必会牵扯精力和浪费时间。职业经济学家最赔不起的就是时间，官僚经济学家即便文章写得再差他还能够去写；买办经济学家这次挣不到钱下次还有机会去挣；经院经济学家课讲得再糟学生们还得去听，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可以“重复”的，机会对他们来讲也可以失而复得的。这些有利条件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都不具备，时间就是一维的失去了就不会再来，机会只有一次没有下次，把握不住就终身不遇。我必须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珍惜每一次属于我的时间，不管是在清华大学的教室还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堂、不管学生是身价数亿的老总还是刚露尖角的经理人、不管台下的学生是成百上千还是十人八个，我都会一视同仁认真对待。我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我不是在讲课，我是用血和汗、肉与灵和大家交流。事物的辩证法总是这样蹊跷，艰辛和坎坷练就我独特的想象力和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也培养了我“触景生情”的思考和认真处事的态度，乃为人生之大幸事也！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郑克强博士曾两次亲临清华大学聆听我的讲课，在认真阅读本书的前言和部分书稿后对我说：“马教授，您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是用情、用魂、用道、用科学来培养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太需要像您这样的良师益友了。”科学家的评价是对我多年来通过艰辛所取得成就的一种认同和鼓励，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一个事理，就是：苦行之余必有大悟，逆境之后必出大师。
职业经济学家是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的。情感上的关怀和道义上的支持是对中国职业经济学家最大的帮助。帮助也可以是物质的，但是它和物质上赞助是不同的，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以利益的分配和交换为目的，不以此为目的的叫帮助，以此为目的的叫赞助，所以帮助和赞助是有本质上差别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赞助也不会寻找赞助，尽管我有几万名企业家的学生，我还是不会寻求他们的赞助。因为我很清楚，我既不能够为他们提供利益上的分配，也不能与他们做到利益上的交换，更不能通过赞助行为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即使是向他们伸出了求助之手，其结果一定会是竹篮打水毫无结果的，所以也就放弃了对赞助怀有一丝期望的念头。不过职业经济学家的确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缺少帮助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难以生存的。这种帮助不仅包括企业界朋友支持、也包括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关爱、更包括社会各界人士的培育。因为中国职业经济学家是在中国社会母体中诞生的婴儿，自然需要在中国社会的摇篮中抚育和成长。社会各界都在精心照料、热情帮助，相信这一新生儿一定会健康成长起来的。《领袖的执行》这部书能够顺利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它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在本书的创作初始就得到北京八大处公园管理处主任王金兰、公园管理处副总经理胡涵和八大处培训中心总经理遆根龙等人的热情而又周到的帮助，他们为我提供最好的写作环境使得我的思维如八大处秀美夺目的景致和怡然天穹的香火一般各种奇思妙想不断涌入方格之中；中国三峡出版社社长张云昌、专门为本书配备最强的变身队伍，为使本书能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开辟了“绿色通道”；一位认识不久、相交不深却极赋内涵和修养的范丁南先生用自己的积蓄帮助本书的出版，他不仅是在帮助一位学者，也是在支持一项事业，可见其与众不同的浩瀚心胸了；本书特约编辑杨霞小姐主动承担本书出版前的大量事务，并负责本书的后期联络工作，她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姑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好心人”，温和善良、踏实能干的品质给许多人都留下良好的记忆；航天工业部电视编导连小利女士始终对本书的出版表示极大的关注，我总是亲切地叫她“连姐”，她在本书的写作中曾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还亲自为本书设计图表；江阴长江纸业集团副总经理钱惠康先生是一位可以称兄道弟的企业界朋友，我在做“新苏南模式”课题研究时就曾接受过他无微不至地关心与帮助，现在还在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他是代表整个企业界对一位学者的关怀与期望。这本书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社会对经济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实在太多太多，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图回报，他们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中国职业经济学家们能够早日挑起重担，能够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笔落于此我已难以控制感动的泪花，我无力报恩，因为恩重如山；我也无力答谢，因为情深似海。我只能不遗余力地去思考，用更多更新的解释来回报社会。这就是一位中国职业经济学家的宣言。
站在属于你自己的土地上，思想着不属于你的世界！
2009年5月30日完成于北京万寿山庄香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