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日下午，在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李前宽的主持下，召开中国电影城项目筹备会议。会议主要是通报中国电影城项目的前期工作情况，分析当前的形势，然后明确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李前宽会长通报中国电影城项目工作情况

 李会长认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之下，必须要利用有利因素和政策途径来完成中国电影界的这项宏大事业，完全依靠和完全剔除政府的作用均是行不通的。因而，他先把给某市市委书记的信及某市市长的表态情况做一通报。

 在给某市市委书记的信中，李会长首先肯定了某市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然后提出，国务院在今年年初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其宗旨是要充分认识到电影产业的繁荣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从而要将电影产业纳入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李长春同志在今年3月也做出批示，要求中国电影人加快推动电影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实现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李会长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李长春同志到他家看望他时，还特意提出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的李前宽要带领电影人在繁荣电影产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响应中央号召，实现电影产业实质意义上的腾飞，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基金会拟在某市建设“中国电影城”。随后，李会长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电影城的内容构想及落户某市的重要意义。在内容构想方面，致力于打造的“现代电影主题公园”、“当代电影创意产业园”和“体现某某地区典型人文风貌民居建筑，传承地域文化的参观游览区”。落户某市的意义和选址某市的原因上，李会长主要是从某市的地理风貌等自然条件符合打造世界级电影城来说明，而此举带给某市的价值，一是能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丰富某市的建设内涵，通过电影城建设开发，将某市打造成中国电影产业的地域中心，让电影成为该市的名片。

 某市市委书记收到李会长的信后，高度重视，很快做出批示。

 2010年11月25日，李会长一行来到某市，与某市市委书记进行了交谈。当天晚上，某市市长也与李会长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某市市长对于在该市建设中国最大电影城表示会全力支持，并提出政府除了要搭台，还会在财力上予以支持。电影城的投资主要可以解决电影行业存在的两难问题：一是老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体制不能适应日益发展变化的市场要求；二是有影响力的演员、导演各自组合，摆脱不了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只有形成有持续的、有规模的产业化才能获得综合效益。而电影城可以举政府、大型国企、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协作之力，在某市建成类似美国环球电影城规模但又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产业聚集区。时间安排上，争取年内让中国电影城的项目建议获得批准，某市与中国电影家协会正式签署协议；春节前成立项目公司，政府投资得以落户。2011年4月底项目选址规划意见书得以批复，5月举行象征意义的开工仪式，同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在详细筹划设计施工体制和计划的基础上，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主体工程两年内建成，三到四年内完善，于2014年中国电影城的建设工程形成规模。

 李前宽会长分析中国电影产业城面临的形势

 据以上情况，当前有很多有利因素，首先政府与李会长在思想上是高度一致。某市市委书记说过，“别人有我无的，我不做。别人没有，我做。”“要做就做全国唯一、全国最大。”让电影城成为该地的一个亮点、某市的一张名片。当地政府非常热情、积极，这是可充分利用的条件。

 其次，电影城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都不可否认。比如，电影城里可建设“西方一条街，”有白宫、总统办公室，或者拐角处有唐人街，是英国的唐人街，或者是印度宫殿一角，克林姆林宫等，世界各国的风景都有，但不是微缩景观，而是一比一的实景，让游客不出国门，即可游览全世界。电影城可以这样做，正是契合了电影的特性，因为电影被称为是“梦的工程”。

 但这些有利因素该如何化为行动力？想法要与优势结合起来，还要组建项目公司，成立联合团队等等，这些应该如何操作都要考虑。电影城项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家都要迎接这个挑战。

 马志刚教授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马教授听完李会长的通报后，从理论上、战略上谈了自己对当前文化产业近乎颠覆性的观点，进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做了梳理和反思，并就中国未来发展的形势进行展望。马教授讲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对文化产业的理论认知有待提高，要认识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某市乃至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产权模式的颠覆性意义；三是中国电影城项目下步的发展流程和方案；四是建议对文化产业进行立法。

 文化产业的理论认知普遍有待提高

 马教授听过李会长对中国电影城的前期工作通报后，对项目认知更加明确而且有了基本判断，认为他的观点会对大家起到发散性作用。马教授一直在考虑，应当如何对待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是不是要有理论准备，还有要运营思路的准备，他感觉某市政府包括中央对中国文化产业的认知总体不够。从某市市长的一番话可以看出，市长对文化产业有一定认知，包括中央层面，但认知程度均不足，最大不足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二次产业革命的模式，即工业文明的模式。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寻找新的增长方式和新的发展模式，但在引进不了西方高科技技术的同时，就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寻求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权宜之计，现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文化产业。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文化部，通过各种材料可以看出各地的文化产业几乎都落到一种具体文化形式，比如，好的剧种，好的院线，好的节目，好的文化主题园等，根本没有把文化产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作为地方领导的某市市长，他首先衡量的是某市发展最大的动力何在？除土地出让金外，就是以高科技名义为首的工业和加工业，文化产业是并举还是高于工业产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1994年马教授研究世界经济漂移时就提出：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工业文明的成果开始转移，工业文明就是高烟囱、大厂房、大机器。上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即信息产业，也就是70年代英特网的出现为标志，全球开始用信息产业替代工业产业。上世纪末，美国又开始转移信息产业，发展生物工程和再生能源。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和美国、欧洲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当时马教授就得出结论，世界上总是五分之四的人养活五分之一的人。中国的产业模式基本属于替代出口，当今这种产业模式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和日益增长的劳动工资及国内资源的匮乏，使得我国的工业附加值越来越低。因而，现在要让中央及地方领导知道，新的文化产业的附加值一定会高于传统工业文明和那些所谓赋予高科技概念的工业产业的附加值，这是必要的理论准备，也就是说要阐述清楚文化产业项目的必要性。某市市长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最主打的还是工业文明这张牌，中央也是这样。文化只是作为一个贴金、贴牌的附属品存在。中央关于文化产业的政策基本处于空白，到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去立项，他们根本不知道文化产业是何物？发改委有环保、科技的、经济的立项报告，就是没有文化产业的，可见中央层面对此的认知也不足。在没有认知的时候，电影城这种文化产业项目想启动就要做很多理论工作，使得中央及地方政府明白文化产业会真正成为国家及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要取代工业产业成为国家及地方最大的支柱产业，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马克思说过，“要把新的生产力塞到旧的生产关系中，只能是既腐败又落后。”新的生产力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关系来维护，否则根本没有出路。如今，某市的核心区的四面八方全是工业开发区，可见某市发展工业的观念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提高认知，提高对文化产业的必要性的认识。

 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严峻形势

 马教授随后又讲道，产业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力结构，一个是产值结构，产值包含资本和技术，具体到文化产业就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保证劳动力就业，这是最核心的两大问题。文化产业比传统工业附加值高，具有独特性、不可复制性，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属性。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缩小，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中国“八大”时就提出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中国属于替代出口型的发展模式，替代即是用农产品、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精加工、半成品、成品来换取外汇，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将工业文明的成果就是高烟囱、大厂房、大机器等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耗费的是我们的基础资源和能源，实际上是在牺牲中国的优质资源。我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稀缺。我国可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淡水资源占世界淡水资源的7%，现已探明的石油储备占全球储备不到4%，天然气1%，但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这就是说两个百分之七养活了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一边是资源稀缺，一边是人口过剩，这样就形成矛盾，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剩的劳动人口通过以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转移出去，否则老百姓没饭吃会内乱。所以，就目前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主要产业模式或者说是维持国民生计的产业模式，还不是发展资本型、科技型和高科技型的产业，这些产业无法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这是其一。再者，日益增长的劳动工资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卡压，使得中国劳动产品未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下降。终端产品的价格决定市场，终端产品的价格只有下降在国际市场上才有购买力，而损失的这部分以前由国家退税来补助，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是政府的不正当竞争。我国外汇收入现在虽高，但30年以内，中国的能源储备基本没有了，传统工业产业的附加值越来越小，只有靠新型产业，而新型产业在西方是垄断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又进不去，始终是拾人牙慧，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况且，1700多年来世界重大发明发现没有一项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没建立起来，中国替代加工制造业也将气数已尽，以后用什么来支撑？中国必须探求新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温家宝总理忧心忡忡的原因就在于他清楚：中国的产业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寻找中国的优势，中国有悠久历史文化，中国人有创意思维，我们的文化产业是个大有可为的天地，如电影的附加值要大于工业产业附加值的若干倍。这就是产业，产业就是要看能否保证解决就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实人的一生发展跟社会发展是一样的，运气再差，上帝也会给你一段黄金期，抓住了就能成功。国家发展也是一样。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整个欧洲的发展，这还不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航海殖民扩张等。英国一战后就完了，唯独美国一战后靠军火发家直到现在。二战后战败国德国、日本等国发展起来，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等等，但世界上领先时间最长的还是美国，原因在于美国是最早在二战时就将工业文明转移出去，发展后工业社会的，美国2020年是生物产业，2050年是再生能源。整个世界实际上是个富人俱乐部，富人垄断世界，核心的高科技产品根本不对外出售。如汶川地震时，中国想买四台直升机的黄蜂发动机，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可人家根本不卖。西方发达国家将工业文明转出的过程中，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工业产业垃圾，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没有后劲了。

 中国未来能够取代发展的有两大产业：一是中医药，也属传统文化类，第二个即是文化产业。因为世界上中国人最多，四人将近五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显著贡献就在于通过武侠小说让海外人了解中国。在好莱坞得到承认的华人是李小龙、成龙，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广义的文化还包括体育方面的姚明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能拉住华人就能拉动GDP，就能拉动劳动就业，就是个大产业，世界市场也是如此。

 马教授说，电影城要打造的是鲜活的、有生命力、有持续竞争力的、有灵魂的支柱产业，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支柱产业。目前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的份额，英国占到5.5%到5.6%，布莱尔最早对文化立法，美国占10%。在中国，大家都是把文化产业理解成文化娱乐或文化旅游，理解不了文化的内涵。文化产业是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电影本身就是个产业，它有产业链，可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某市GDP38%靠卖土地，北京41%靠卖土地，这根本不是有持续发展后劲的产业，电影产业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文化产业还应当是一种新的产权关系，如果新的生产力装进旧生产关系的盒子里，就等于死亡。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化产业还要用新的模式来运作。

 新的产权模式

 马教授谈到文化产业的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制，但要避免过去申请项目的流程。现在的问题是投资主体不确定，项建书是不知道投往何方？谁来投资中国电影城项目，是中国电影基金会还是某市市委市政府？这是个无头案，一个项目落到哪儿？不知道让哪个部门批?所以，就没办法执行，在此情况下，只有采用新型发展模式，彻底进行理论梳通。在报告中要强调必要性，有必要性才能看到可行性。这种新的模式不仅对中华民族，对世界电影都会起到一种颠覆性的作用，这种模式就是经营体制的变革。

 经营体制是股份制，组织模式的最上面就是股份投资公司，接下来是股东大会，下面是董事会，跟董事会并列的有三个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创意委员会、建设设计委员会），委员会下面是董事长，然后是总经理。总经理直辖几个职能部门，职能部下辖分公司，分公司即是事业部。分公司下辖子公司。管理模式实行产权招商，即上游的集聚区、核心区、功能区，每个区可成为一个投资主体，每一个区的每一项建设内容也可成为一个投资主体。效益好的公司上游可直接投资成为全资子公司，其他可控股、参股或挂靠，原则是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所有社会资金包括国家政策资金，地方政府资金全部作为社会资金的一部分进入项目公司。不管资金性质如何，投资的主体一定是社会资金、民间投资，这样才能把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社会资金依赖于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投资的同时会考虑边际和辐射效益。立项如果下不来，民间资金就无法跟进，所以强调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是要让各级领导认知到文化产业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的、主导性的产业。马教授为了让各位听得更明白，讲解的同时还画出了新产权模式的组织结构图，即从宏观上分为三个中心：投资决策中心、成本控制中心和利润中心。利润中心是电影城的全部赢利来源。

 这样一来，立项程序的流程就变了。一是尽快拿出策划方案，包括必要性、可行性，还有项目内容也就是赢利中心，每一个方案就是一个赢利点。文化产业一定能创造超越工业投入的附加值。电影城不同于以往的公园，是一可赢利的、可自由发展的、可拉动解决就业的电影创意产业，说是创意是因为这是一种智慧，变成了新型生产力。

 马教授强调，电影城的布局整体上是一个“城”的概念，要将电影城变成一个终端，避免门票和将电影城作为中转站。随后马教授又从哲学量的积累及空间排列的角度阐述了事物的质与量的关系，以此来展望电影城项目的建设前景。他还举个做蛋糕的例子来说明当今企业管理上的误区，即“好好做蛋糕，人人都有份，”他认为电影城的管理是建立在分蛋糕比做蛋糕更重要的理论之上，“先会分蛋糕，就有人来做蛋糕”，只要进行新的产权合作，谁投资谁受益，就可动员全社会力量，使得电影城的建设呈现立体的、爆米花式的均匀爆破，实现短期内突变的建设效果，项目建设也就能呈现出集聚性的吸引力。

 李前宽会长总结发言

 李会长听完马教授的讲话及大家的讨论后，经过与会人员的多方讨论， 某市文化产业的理论认知确实不够，下步的任务是如何从文化产业对国家软实力的影响意义、价值认知的深度、广度这个角度来影响他们，以便共同做好电影城项目。他们有热情的姿态和愿望，也渴望做成这事，因此，要把握好度，将共识落地。具体可写一个创意概念的思路，让他们与我们产生共鸣。

 李会长最后总结道，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非常认同马教授的理念，他能感知到这种新理论带给在坐的震撼和激动，让大家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这种爆米花式效应非常适合电影城项目。他还勉励在坐，以后也要用新的生产力来冲击自身旧的生产关系，找到新的发展转变的方式，而且要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