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政策可以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催生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新质生产力成型成势。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增加。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由此可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科学设计改革次序、抓准抓牢改革重点。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显示，2020年—2023年稳定政策效率指数均值为44.8，与2016年—2019年的均值47.2相比有所下降。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调控理论逻辑等关键要件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更好地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宏观政策目标，传统宏观政策体系以稳定政策为核心，而稳定政策很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就难以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

当前，经济形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如果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提振中国的居民预期。由于微观主体在收集、处理信息以及认知能力等方面上的差异，理性预期并非唯一的预期形成方式归咎于以下三点：

第一，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多种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结构性障碍，宏观政策加大力度也难以有效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第二，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相对偏弱，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削弱了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了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带动效果。

第三，数字经济可能会导致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异，从而引发宏观政策效率的下降。比如，数字经济会降低价格黏性，降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有效性。再如，数字货币的发行会对现有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形成冲击，削弱政策效率与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