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开放前沿，能否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领先优势？这已经成为国内外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华南地区的“领头羊”，也是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大湾区面临的挑战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遭遇美国及其盟友的打压；具有世界领先优势、成熟的先进制造业（尤其电子信息产业），正加速向印度、越南、泰国、墨西哥等转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对外贸易形势恶化，纷纷转移到东南亚、南亚、拉美、非洲国家；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向新加坡转移。因产业兴旺，才吸引了数千万内地农民工、大学生奔赴粤港澳大湾区，同样也可能因产业空心化，内地农民工、大学生回流。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数十年发展，区域差距依然突出，东强西弱依然显著，且城市之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珠江口外东部区域（港深莞惠都市圈）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一极；珠江口西部区域（澳珠中江都市圈），经济增长乏力，珠中江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佛山、东莞水平；有省会都市圈之称的广佛肇都市圈，虽然经济保持一定高位，但问题也明显存在，一是广州全国排名呈下降态势（先被深圳超越，后被重庆超越），二是广州与深圳差距越来越大，三是肇庆薄弱，经济总量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前五水平。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还缺乏中间层次城市，以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例，就是缺乏5000亿-10000亿元城市。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广东全省81.07%，其中，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占广东全省65.93%，深圳、广州占广东全省47.42%。

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不同，产业集中于少数行业，就业、经商者以外地人口为主，容易导致经济发展波动。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中，主要局限于消费类产业，包括家居、电子类消费品、汽车、个人穿戴用品（服装鞋帽）、玩具皮具等，易受经济发展周期影响；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以外来创业者、外来就业者为主，缺乏本地归属感，深圳、东莞均为外来移民城市（异地户口人口远大于本地户籍人口），经济形势恶化极易形成潮汐式人口外流。

大湾区发展方向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要由吸引人口向吸引人才转变。通过建立创业和事业平台，以及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让人才由“凤凰牌”变为“永久牌”，对于人才，不仅要引得来，而且还要留得住。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特色要明显，各司其职，但生活品质、公共服务要拉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强市（广州、深圳、香港），有强镇（狮山、北滘、长安、虎门、小榄、古镇等），但缺强县（市）。东莞、中山因历史原因，由地市直接到镇，导致宜居宜业难以兼顾，不能协调；惠州、江门、肇庆边缘城市县域经济不强，城市化滞后。

二是要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大力发展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同时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在面向未来产业、前沿科学方面，不能只让企业承担科技创新重任。粤港澳大湾区以前走的道路基本是以要素导向为驱动，未来必须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企业发展。否则，只有以要素导向为驱动，企业家只能选择“躺平”唯一道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探索的是未知世界，但到产业和企业层面，技术风险已大为降低，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并要适时引导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自身难以克服“个体理性导致整体非理性”问题。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就是在全球制造业基地基础上，发挥大港口、大机场和铁路、公路网络作用，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靠近国际主航道，最接近东南亚、南亚、中东、大洋洲、非洲、欧洲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连接枢纽。

四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内地和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一方面，要不断降低内地与港澳之间交易交往制度成本，减少三地之间政策落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香港东西方交通枢纽、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科教中心作用和澳门与南美洲葡语国家（尤其巴西）桥梁沟通作用。（柒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