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增长潜力，另一个是增长潜力的释放节奏。

How Much Potential Space does China have after Entering the New Normal State

There are two concepts related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One is the growth potential, and the other is the rhythm of growth potential release.

对新常态的理解。任何经济体都难以长期保持高速“运动节奏”,运动过量可使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损害,影响健康。新常态需摒弃“求大求强”与“数量规模说话”,更关注结构、功能、稳健,关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内涵与“小而美”。清华大学张利宁认为,新常态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形成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

增长潜力匀速释放和非匀速释放两种情形的对比，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中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中国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于是，实现了高速追赶，主要原因在于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增长潜力。这个说法有助于理解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其他仍然处于低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但却难以解释这样的问题，前沿国家发展早期也创造了自由市场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有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但这些国家始终没有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实现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看起来，还需要在要素成本水平、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等因素之外，寻找另外解释因素。

事实上，并不难想像，这个解释因素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沿国家和后发国家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沿国家所掌握的知识，都是一点一滴地通过试错、靠自身力量积累起来的。前沿国家无法从“火星人”那里低成本地模仿技术。美国人均GDP每年大约增长2%左右，可以看作是人类知识前沿的外推速度。人们可能会问，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为什么是每年大约2%，而不是更高些，或者更低些?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目前尚不能从经济逻辑本身给出答案。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之间的关系，如同距离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倘若在任何时间段之内，给定的追赶潜力都是匀速释放，那么，追赶潜力和释放节奏两者就是线性关系，几乎就是等同的概念，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倘若给定的潜力在某个时间段内以较快节奏释放一部分，而另一些时间段内以较慢节奏释放另一部分，那么，就需要审慎对待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不能因为未来尚有可观的增长潜力，就断定在近几年内平均增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有些潜力很可能只能在未来特定时期释放，而无法透支到眼下变现。（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