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是撕开了美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口子，那么疫情后美国正进入对华“全面遏制”的新阶段。近期，美推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就是实施对华战略打压，试图构筑反华经济联盟的新动向。

“经济繁荣网络”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是由美国发起建立的一个由“值得信赖的伙伴”组成的联盟。所谓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由美国牵头，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和越南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是美国基于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及供应链格局制定的，目的就是以疫情下的中国产业强势为口实，推动所谓的摆脱对中国制造依赖，重组国际供应链，推动形成“去中国化”的统一战线。该计划覆盖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商贸、投资、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研发等各个领域，因此该计划可能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也会是较为综合和多样的，并与美对中国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打压和其他战略相结合，有可能形成系统化实施方案。其战略目标是“去中国化”，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供应链（GSC），加强与“网络”成员合作，重构全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客观来讲，推动“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在考量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其中几个国家能够形成产业链不同方阵，具有国际供应链和制造业分工互补优势，所涉领域也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销、数字业务、贸易投资、研究开发、教育商务等，尤其是辐射企业和民间机制等理念，凸显聚焦后疫情时代的“前瞻视角”。但其附带了一些不该有的前置词，使与中国经贸关系及人文纽带紧密的日韩等成员国陷入选择困境，一是很难落实选边站，二是一旦选边将付出难以对冲的高昂代价。

深入分析发现，成员主要由美国传统盟友，以及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构成。经济繁荣网络谋划非常周密，产业分工特点突出：一是现有成员国能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不同方阵，具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制造业分工的互补优势。如，澳大利亚负责提供主要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日本和韩国负责提供技术和高端产品制造；越南和印度负责提供低端产品的生产制造。综上可见，这些成员变成了精心布置的“替代国”；二是上述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与中国存在一定竞争关系，本身有摆脱对华依赖的内在驱动。如，根据日本追加预算方案，22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资助企业把生产地点迁回日本，235亿日元（约合2.14亿美元）供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具体从产业分布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迁回日本，而其他产品则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以减少甚至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三是不排除未来推动与“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主要成员国签署双边及诸边协定中塞入“毒丸条款”，并将其会模板化，这将巩固以美国范式为基础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并推动他国与中国“规则脱钩”。

总的判断，“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在设想上很有“野心”。从美国正极力吸引拉美等更多国家加入可见端倪，热衷双边的美国这次祭出多边理念让人慨叹此一时彼一时。拉美的哥伦比亚、巴西等国也表示希望美国将制造业、采购供应链等由中国转移到对美国更具运距优势的南美地区。

仔细思考，“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在思维上锚准锁定性，不可否认这项“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一旦布局实现，其对中国制造的危害性和冲击的严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目前中国制造仍然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产业链、其市场规模大、拥有很多高素质产业工人、基础设施优势明显等优势，是世界各国目前短时期无法取代的。重启经济和重塑多边供应链，这也验证了“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绝非临时起意。日韩想必也在就此权衡，接下来就是如何选择，选择如何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盈利和止损的问题。

面对“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明显的功能性定位，中国宜着眼国家发展全局、保持战略定力、讲究斗争策略，加大对中美关系的管理和引导，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不断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以适当方式加强团队的接触沟通，推动两国智库就如何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实现中美关系“重启”等问题展开研究。（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