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管理的基础，也是城市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的衔接点和结合部。本质来讲，城市社区治理在给定的制度环境和空间格局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家发现，随着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出现，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力度显著增强，传统国家和基层社会之间相对独立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管固定边界内的社会成员情愿与否，被拖拽到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流动的信息资源、价值观念肆意冲击着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社区，甚至有学者看到了网络社区的形成，使得现实社区出现“空心化”的趋势。当然这一现象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总而言之，要想实现完全独立而封闭的社区显然已经不太现实了，其中城市社区更是如此。

从国内来看，中国正处于利益深刻调整时期，很多人民内部矛盾直接体现在城市社区中。如各种教育、医疗资源不均，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差异（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文化差异问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还有伴随城市空间格局调 整的住房、拆迁、土地流转所产生的问题，等等。这些都给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

实践证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必须根据其所处制度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根据相关的报道和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社区治理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

首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转型社会中，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被不断打破，而新的结构和秩序不断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迅速发展和快速转型当中，各种传统和现代之间、市场与社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都集中在一个社会时空里，社会充满活力的同时，也面临很多危机和陷阱。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区工作是建设与治理并重，要求社会治理主体发挥其能动性，以更加长远的目光和更加丰富的智慧，积极推动社区建设和治理，尽快建立起良性的社会秩序。

其次，我国的制度背景决定城市社区治理要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政府在整合资源、完善机制、提供理念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和建设不能盲人摸象，需要党和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同时，不能忽略社区群众各方面的诉求，推进社区治理和建设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社区建设和治理根本出发点是围绕群众的社会生活建设美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发挥其建设家园的主人公意识。另外，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积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在一些组织资源缺乏的地区要大力培育促进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

第三，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差异决定城市社会治理需要因地制宜。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城市社区现代化程度较高，各方面资源比较丰富，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和建设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较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给予基层社区组织自主治理的权限。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西部地区则要“治理”与“建设”并重。随着近些年来国家的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社会治理却相对落后，城市社区治理和建设的经验相对缺乏。这就需要政府增强其主导作用，在治理和建设方面均衡用力。

最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特殊的社会基础。新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必须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社会原有文化和组织资源以减少“再组织”成本。比如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重塑着现代城市社会关系，我们可以借鉴“邻里中心”的管理服务概念和相关做法，促进邻里互知、互敬、互信、互助，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维系“熟人社会”乡土亲情。

总而言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只有正确认识到这些特点，我们才能在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科学制定目标、灵活运用策略，时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陷阱和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