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举行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年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中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全年，CPI同比上涨2.9%，低于3%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也已经提前两个月实现，有望连续七年超过1300万人。

然而，在刚刚通过的新证券法预示中国资本市场要进新入时期。QFII和RQFII以及沪港通深港通，加起来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比重大约在3%，整体上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所以从金融投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在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没有跟上，给未来增添很多风险，客观会加大波动幅度和发生危机的概率。此外，人民币自由化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时期的波动，最后会收敛于一个相对稳定值，这是由中国大国模式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化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实力竞争力以及市场化程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思路转变，实体经济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长期需求培育之间取得平衡，金融要在去杠杆和宏观杠杆结构调整之间取得平衡。

第一个思路转变，从过去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转向既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抓长期需求的培育。中国人口结构复杂，现在的长期需求并没有完全挖掘出来，“14亿人口中有10亿人口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国内的大市场，把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需要让还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的人口能够增加就业、提高收入，能够进入城市经济生活中。中国完全有望花十五年的时间来打造新的中等收入人群，如果这一思路能逐步变为各个部门的政策，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可以维持，还能稍微抬高一点。因为10亿人口还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各类产品和服务。如果在十五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的倍增，每年的GDP增长速度能在目前的水平上增加0.7%-0.75%。

第二个思路转变有关金融方面，从过去强调比较多的通过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转而认识到，未来金融问题的基本矛盾不在于去杠杆，而在于调整整个金融宏观结构。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并不高，约2.6倍杠杆，与美国基本相同，但美国的储蓄率比中国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约为38%，美国不到15%。居民储蓄多，进行投资只有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两大渠道，而股权市场赚钱比较难，因此很多人转向债券市场投资，也就是债券和贷款，这是正常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去杠杆，而应该关注杠杆结构的调整。

债券市场存在国债规模太小、地方债太多的问题，结构不合理。国债规模太小，只占GDP的15%，而地方债太多，占GDP约20%-30%。把一部分地方债拿过来作为国债。国债更加透明，而且购买者更多，世界各国的央行、各国政府、各国的机构投资者都想买中国的国债。这两个思路转变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长期需求得以释放，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能够稳定下来，不会一路下滑。如果金融不单纯去杠杆，而是调整金融宏观杠杆结构，流动性不要控得那么严，债务可以多发，金融市场会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