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召开的上海外滩年会期间受访时提出，“十五五”（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应让巨额投资项目在提振经济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一、历史回望：四万亿计划的功过坐标系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我国推出的四万亿计划以 “投资为主、民生为本” 迅速稳住经济大盘。中央财政 1.18 万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向铁路、保障房等七大领域，推动 2009 年城镇固投增速达 33.1%，更通过家电下乡、车购税减免等政策激活消费，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但政策后遗症同样深刻：地方融资平台催生 10.7 万亿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超发埋下通胀隐患，印证了 “凯恩斯主义短期刺激易生长期风险” 的判断。其核心价值在于危机应对的决断力，而教训则指向政策精准度与可持续性的缺失。

二、时代之变：“十五五” 与危机期的本质差异

当前经济语境与 2008 年已截然不同。“十五五” 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五年，面对的是 “高质量发展瓶颈” 而非 “系统性危机”，经济总量预计达 140 万亿元，科技创新集群数量全球第一，具备更强的内生韧性。需求端已从 “短缺型” 转向 “升级型”，民众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超传统基建；供给端亟需突破芯片、AI 等 “卡脖子” 领域，而非扩张传统产能。若简单复制四万亿的投资模式，不仅可能加剧地方债务风险，更会偏离 “科技自立自强” 的核心任务，与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支柱产业” 的战略部署相悖。

三、路径优化：四万亿经验的创造性转化

“十五五” 应取四万亿之 “神” 而非 “形”，构建 “精准滴灌” 的政策体系。在投资方向上，需从 “铁公基” 转向 “新基建 + 民生补短板”，聚焦人工智能、氢能等未来产业，以及教育、养老等 “投资于人” 的领域，这与全会 “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 的要求高度契合。在资金撬动上，可借鉴四万亿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的思路，但需以市场化方式替代行政主导，通过 REITs 盘活存量资产，避免地方融资平台无序扩张。在政策协同上，应强化 “减税 + 补贴 + 改革” 的组合效应，如延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服务业开放，实现 “稳增长” 与 “调结构” 的有机统一。

四万亿计划的历史价值，在于为宏观调控积累了 “危中寻机” 的经验；而 “十五五” 的使命，是在新发展阶段实现 “好中求进”。唯有摒弃规模崇拜、坚持质量优先，才能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