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多年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流和合作，彼此携手、共同进步。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No.1 productive forces. Over the year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king joint progress with each other.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联合现代快报、羊城晚报，就长三角、大湾区两地的主流媒体跨地域联动，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合作进行交流。推动长三角与大湾区的深度融合，聚焦精准医学前沿领域，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产生突破性原创成果和关键共性技术，汇聚全球顶尖创新人才和科技成果，提供全方位创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大湾区相比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内实现协同发展。

首先，基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在政策制定与实现跨境治理上存在一定困难。目前现行的办法是每年由国家发改委和粤港澳三方政府签订四方协议。四方的组织共同协调和平衡彼此在合作中的作用，促进计划的深入实施。这种模式与广东、香港、澳门过去的合作机制相比，增强了国家发改委的领导协调作用，加大了统筹规划力度。但是，由于协商内容的局限性以及各自的管理权限，整个协作开发的力度和权威将受到影响，任何一方实施不顺，都将会影响合作过程的顺利进行。

此外，粤港澳三方本身就属于三个独立的市场体系，关税区又各自独立，内部要素无法实现有效交换，各方政府实力的差距、管理模式与治理体系的差异也对合作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规划方面，香港从未有过类似内地的全面发展战略计划。香港现有的“香港2030+：规划愿景和战略跨越2030”的规划，在形式和内容上类似于内地城市的城市规划，所包含的规划要素和内涵有一定局限性。而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长远战略规划，则是基于香港自身的发展蓝图，具有地域局限性，基本上不会涉及到跨境规划。澳门方面，澳门根据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制定了澳门第一个五年地方规划。规划周期与国家五年规划相适应。这样来看，澳门相较于香港在应对国家战略发展方面具有更多的主动性。

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过去都是从自身维度看其各自的发展。如今，以更宽广的视野将这两大区域放在全国发展的坐标系中，便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对比国际三大湾区均以某一城市为名命名，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命名里包含了较完整的湾区城市群。不论是过去的城市群还是现在的大湾区，区域都需要一个核心城市来起引领作用。但就粤港澳来看，广州、香港、深圳三个城市似乎都无法担起重任。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影响力，但是其经济效益和科技创新能力并不足够亮眼；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其领导力和政治影响不够；深圳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实力非常强，但其文化和历史内涵不够深厚，影响力不足。三个城市各有所长，但短板也不容忽视，所以，国家从顶层设计角度将珠三角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来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是希望打造一个强大的区域板块功能。粤港澳与之前的珠三角或者泛珠三角对比，增强粤与港澳的对接联系，旨在形成更大口径的国际竞争区域阵营，提升粤港澳的对外开放层级。香港、广州、深圳三市更加明确自身定位，发挥作用和效能，实现城市间的差异互补，实现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发展模式。

区域内城市间要积极推进战略联动，比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产业领域构建战略联盟。比如，上海、南京、无锡与深圳都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核心城市，两地可以在人才培养、研发平台、产业论坛和国际展览展示交流等方面形成联盟，共同推进产业发展。(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