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国内环境，新常态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不同层次的理解。因此，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也应有更多的途径和思路。地区经济超越传统区域板块呈多维分化状态，体现在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之间，也体现在各大区域板块内部，还打破了四大板块的限制，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这意味着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在区域分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新常态地理格局的基本轮廓逐渐浮现且变得日益清晰起来。其中，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在转型中发展，率先适应和引领全国经济新常态发展；中西部一些地区则在发展中转型，经济新常态特征已初露端倪但还不很显著；而东北等老工业地区仍在转型与发展的“两难”中停滞不前，尚未真正进入发展新常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化，根本上是因为在走向新常态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各地的增长动能及其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异。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中老的动能加速衰退，而新的动能还根本没有形成，东北地区尤为典型；有的地区老的动能没有完全衰退，同时新的动能正在孕育成长，重庆、贵州等中西部省市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发展转型中确实出现了新的动能，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为核心的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轮廓日益明显。但总体而言，在全国意义上中国经济尚未真正出现新动能支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新格局。为此，需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引领全国各地尽快进入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下，整个经济正在酝酿着转型，过渡到下一个长周期，而新的周期下一定会有新的科学技术、新的产业结构以及新的产业组织形式，“速度焦虑”“转型迷茫”“悲观心理”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与此同时，一个开始为人关注但还不十分明朗的现象就是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分化走势。有的地区发展生机勃勃，转型升级亮点纷呈，比如东南沿海和长三角地区；有些地区发展异军突起，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比如重庆、贵州等西南内陆省市；也有些地区陷入深度调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比如东北老工业区。新常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只有高质量的企业才能在新常态经济中存活下来，只有高质量的经济体才能有效应对时代的挑战。现阶段的区域分化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本轮分化正处在中国经济迈向新常态的大转型期，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加剧了区域分化图景的复杂性，造成地区分化的因素也更加多元。但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区域分化走势中，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区域特征与地理格局开始变得日渐清晰起来。小微企业问题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是纯粹的金融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小微企业金融应该具有政策性质，不能太追求商业利润，这就需要有财政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另外，在对小微企业进行资金支持时，除了银行信贷等债务资金支持外，还应当有投资或股权性质的资金支持。因此，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局面，需要更加系统、深入地分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新的问题和障碍，找到更精准的切入点，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和金融获得感。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后金融危机的持续震荡和复苏蓄能阶段，国际经济的周期性转折与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叠加，导致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增长速度下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通过科技更好地赋能金融，实现金融服务高效、普惠、安全发展；通过对拥有积极态度和相应能力的企业提供倾向性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展开有效自救与转型；增信机制更多地需要依靠政府力量，短期内要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尤其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而长期要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曾经以两位数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0-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从10.63%持续下降至6.7%，经济体量的增大、域外格局的波动和内部结构的调整，共同引致中国整体确立了从超高速、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基本趋势。在这个基础上，各国也出台了很多经济政策，通过宽松的政策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疫情确实影响太大，所以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资本市场，还是经济市场，利好政策所带来的效果有限。种种迹象来看，其实在整个疫情爆发之前，已经有推动逆全球化的事件，包括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制造业外移等。这次疫情后，也能够预计到这些制造业回归美国、日企撤离中国、或者逆全球化的趋势等等，都会对中国整体制造业造成冲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有危就有机，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将迎来自己的机会。从之前的”芯片战”开始，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创业公司在半导体芯片领域里，过去一年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中国是疫情中最早恢复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中国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能够在半导体、消费电子零部件等方面有更大国产替代的空间，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找到更多创新的机会。
还有一种观点则是最近一两年逐渐形成的较为主流的看法和判断，即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趋缓主要是结构性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减速”。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所以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将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被拉低，从而造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逐年提升并已超过制造业，2016年达到了51.6%，但服务业的能级仍然较低，大多还属于低端和较高成本的服务业，造成中国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目前还面临因资源严重错配造成的大量实体经济产能过剩问题，使得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下降。服务经济占比提高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再加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恶化，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持续降低。
对全国各地尤其是被分化地区来说，重中之重在于充分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大逻辑，破除传统发展思路和路径锁定效应，主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新动能支撑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新增长，从而尽快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分别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已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化，正在向“创新驱动”进一步升级。其今后的重点是要不断壮大以分享经济、平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的发展能级，更加重视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对经济的融合、渗透、延展效应，不断衍生出更多新的发展动能，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增长，从而更坚实有力地引领全国经济新常态。（健霖）
